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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先擢-中华读书报-光明网

  2018年11月7日凌晨先擢匆匆走了,早上家属打电话来,我感到很突然。原说去医院看望他,被他婉拒,约好待病好一点再见面,结果成了永远的遗憾。按先擢遗嘱,不举行任何仪式,待儿子8号从国外赶回来后,9号即送八宝山火化,我必须最后向他告别才会心安。8日上午在家属陪同下和陈章太等几位老朋友,到医院太平间作了最后的告别。看到他静静地躺在冰冷的箱子里,心里十分难受,眼泪流了下来。

  回到家里,把他病逝前几天用微信留给我的遗言反复听了三遍。他在病危之际仍不忘我们的词典工作,嘱咐我今后工作中的有关注意事情。想到从此天各一方,永远不可能听到他的声音、听取他的意见了,不觉悲从中来,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涌上心头。

  1954年秋,我和先擢同志在北大中文系一个年级学习,后来分语言专业和文学专业,我到语言专业同他在一个小班,共20人。各班成立党支部时,先擢任支部书记,我是团员。那时学校学习条件和氛围都十分好,特别是中央在1955年提出向科学进军后,全校学习的精神更加高涨。当时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大师或一流的学者,如王力、魏建功、吕叔湘、周祖谟、袁家骅、高名凯、游国恩、林庚等先生。我记得给游国恩先生担任辅导课的萧雷南先生,也是很有学问的专家,他当时是副教授,只能作辅导教师。可见当时师资队伍真是盛况空前,可能是大学院系调整后北大中文系的最好时期。

  先擢是调干生,比我们成熟。他作风朴实,处事低调,没有教训人的习气,所以同大家关系很和谐,同学有什么事也愿同他谈。毕业分配时,当时任系主任的著名文艺理论家、革命前辈杨晦先生作动员报告,说着说着就痛哭流涕。说当年在日本鬼子统治下,他是东北流亡学生,毕业谁管你工作,现在好了,你们毕业党和国家都给安排好工作。使我们感触很深。当时号召大家去艰苦的地方,我记得有内蒙、新疆等地。班里大多数同学填报了这两个地方,后来也有几位同学分到那里去。我也首先填报了这两个地方。1958年,各省纷纷成立了科学院,我女朋友分在河北,于是把我分到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原来系总支当年讨论分配时,总支副书记吕乃岩和曹先擢认为我学习努力,业务上还不错,政治上是今后教育的问题。充分体现出他们对同学的关心和爱护。

  1958年河北省同天津市合并,我们单位搬到天津,因工作关系也常有去北京的机会。当时我搞河北方言词汇调查,常到北京找语言所的李荣先生,有时也去看望语言所的吕叔湘和丁声树先生。吕先生给我们讲过《马氏文通》课,丁声树先生带我调查过昌黎方言。凡到北京,大多要去北大曹先擢家,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尽的事,大多是关于工作和思想、生活的,因为在我心目中他仍然是我们的书记。时间晚了,有时就在他家住。当年他只有两间小屋,我同先擢和两个男孩挤在一起。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我们一起住过),觉得另有一番滋味。我到北大每次都要去看望一两位老师,先擢只要有时间很乐意陪同我去。有次看望周祖谟先生,我问候和汇报过学习和工作后,先擢说上月要来看周先生,因头晕没有来成。当告别时,周先生送我们到院子里,郑重地说了一句,前几天他的头也晕(特别重读成yùn)。在回来的路上,先擢问我周先生最后这句话你听出点什么没有?我没注意,就说没有听出什么。先擢说,周先生在纠正我说头晕时误读成yūn了。什么叫启发式教育,什么叫身教言教,这不体现得很充分吗!用这种办法纠正我们的错误,这也是周先生一贯文质彬彬的作派使然,也可能顾及到我们都是“老学生”了,不便耳提面命。这自然也反映了先擢“好学深思”的品格,注意到老师说话的细节。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所以久久未忘。还有一次他陪我到燕南园看望魏建功老师。当时魏先生因病躺在长椅子上,表情很痛苦,他除别的病外,排尿特别困难。当时魏先生拉着我的手说,你从天津来还专程来看我,他很感动以致流出了泪水。魏先生给我们上过三门课,我们班就20人,又都是学语言学的,所以对我们大都熟悉。

  但文革十年,先擢也为国家干了两件大事。这成了他后来作为著名辞书学家的开端。

  1970年周总理亲自抓《新华字典》的修订,以解群众学习的迫切需要。国务院科教组要北大中文系派人主持。学校慎重研究后,派先擢去完成这项任务。先擢对我说当时决定以1965年版《新华字典》为底本,进行小的修订。但当时大家提出近两千处修改意见,主要是在例句上,如“利人利己”,必须改为“专门利人,毫不利己”。后来大概修改了60多处。1971年出版后受到群众欢迎。从那次修改《新华字典》开始直到先擢去世前,他参加了历次的修订工作,直到第10版《新华字典》。

  另一件事,就是他主持编写《新华词典》的工作。这本书在当时出版后有很大影响,对群众学习发挥了积极作用,它是一本语文兼百科的词典,当时新《辞海》《汉语大词典》等书尚未出版。《新华词典》编写花去了先擢很多时间,1971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这次编写为他今后在辞书事业上作出巨大贡献,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次是他主持工作,要综览全局,全面考虑一切,不仅获得了工作经验,还使业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先擢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当时陆宗达先生参加编写工作,陆先生是训诂学大师级人物。先擢就向他学《说文》。陆先生建议他先把《说文》原本读一遍。先擢凭着自己的毅力和工作需要,把《说文》30多卷认认真真读完一遍,感到收获很大,为他回北大开《说文》课和编新的辞书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们编写的地方先在北师大主楼(不是现在的新主楼),后搬到商务印书馆内。我到北京时一般都去他们那里走走。除了看朋友(编写组内还有几位友人)外,他们编词典我也有兴趣,学到不少东西。

  上世纪末先擢与苏培成同志合作编著了一部《汉字形义解析字典》,2015年又推出《汉字源流精解字典》。这两部字典反映了先擢几十年来在文字学和词典学上潜心研究的成就和水平。《汉字源流精解字典》是前一本字典的修订本,详细解析汉字字形、字音、字义发展演变源流,体例多有创新。字典分析字形,一般追溯到小篆,有的还溯及甲骨文、金文等。从字形分析入手,说明形义之间的联系,有些字也兼及形音之间的联系;释义则注重理清字义的引申发展,以丰富的书证说明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联系,同时揭示出某些汉字蕴含的文化信息。先擢一直认为,从源流着手,对汉字进行历时和共时状态多维度的解析很有实用意义,做好了,可以为满足词典释义的准确性、科学性要求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持。先擢和苏培成主编的这部词典,在这方面确实作出了理论贡献。该词典为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项目,出版后荣获了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

  先擢最令我感激、让我难忘的是他对《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参与和大力支持。事过多年了,每每回忆往事,我的心情仍难平静。

  1992年5月,吕叔湘先生打电话要我和先擢一起去他那儿。当年国家语委给中央写报告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工作,我猜想吕先生叫我们去可能与此有关。我和先擢到吕先生家以后,吕先生向我们布置了编写一部规范词典的任务。吕先生说:“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过去条件不成熟没有上马,现在条件基本成熟了,可以做了。”对如何进行这项工作吕先生也做了具体安排,要求暑假期间开一个论证会,论证一下怎么把这部规范词典编好。吕先生提出,最好先组织起编写队伍,先生不无遗憾地说:“我年老了,不能审改稿了,我当顾问好不好?”规范词典的编写就这样确定下来,后来被列入了国家语委“八五”规划重点项目,同时也列入新闻出版署“八五”规划书目中。

  1992年夏天,论证会如期在怀柔召开。作为国家语委副主任,先擢在会上报告了国家语委的设想和相关安排,吕先生临时因病未能与会,由我传达了先生的意见。先生强调,“随着语言的发展,总得有新的词典来反映语言的变化;随着国家有关规范标准的修订和增加,总得有词典来体现。”这次会议还讨论了词典标注词性以及如何反映词义发展的历史脉络等问题。经过讨论,形成了共识,突出词典特点的努力方向明确了。词典在这几方面所作的开创性探索最终也得到了吕先生的支持(见吕先生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写的序言)。本应由先擢出任《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因他受日本文部省聘请,要去日本著名的一桥大学讲学三年。他和吕老坚持主编由我来担任。

  1993年至1996年,先擢身在国外,但一直关心着词典的编写工作。《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讫后,先擢为词典写了序言,并在人民大会堂词典首发式上讲了话。先擢对词典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词典,一部有特殊经历的词典,一部反映时代精神的词典。这部词典的特色是什么?答:两个字——规范。”“这本词典在上世纪90年代立项时就提出以贯彻规范为宗旨,把‘规范’二字楬橥于书名,这种前瞻性,实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认真贯彻规范标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辑组的同志,这些年来辛勤工作的过程,便是在这个问题上努力探索和不断提高的过程。但开风气不为师,他们在探索规范问题时也向其他辞书认真学习。”

  先擢回国后,即退出行政工作,全力以赴参加规范词典工作,他作为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和常务顾问,每周编写会议他都准时出席。他负责词典注音和释义的把关工作,为规范词典出版作出了很大贡献。除注音是他的专长外,在释义方面他也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如“打”字,原释义很庞杂,先擢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减少义项数,使眉目清楚。又如“床”字,一般词典对“车床、琴床”以及“苗床、河床、矿床”等释为像“床”的东西。人们提出疑问,比如“河床、矿床”怎么同“床”的形状联系?先擢反复分析研究后,认为“床”的本义是起支撑作用的意思,不要用现在用具“床”的形状去解释,这样就把“车床、河床”一类词的意义说清楚了。所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立了两个义项:①像床一样起承托作用的东西,如“车床、琴床”。②起承托作用的地貌或地面,如“河床、矿床、苗床”。这就使“床”的意义第一次得到较好的解释,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先擢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组的成长和发展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发现适合编词典的人才就立即推荐,让我们去联系。特别是吕老去世后,大家想请一位学识超群、能孚众望的长者来继任首席顾问。有一次先擢、熊正辉和我三人前往李荣先生新家去看望他。先生说起他现在没有承担什么具体事了,想好好读读书。我和先擢马上想到请李先生担任首席顾问最合适了。当时我们就顺势提出了这个希望。李先生未马上同意。后来先擢又带着我们去了两次,李先生见我们真诚请他,同时恳切希望他能具体指导词典编写工作,所以终于同意了。先擢为了让《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能有好的质量,三请李荣先生就表现了他为规范词典呕心沥血的情怀。

  先擢同志对《现代汉语词典》的贡献是大家熟知的,已早有不少文章介绍和论述。这本词典是我们老师吕叔湘、丁声树和李荣先生先后主持编写的,也是国务院下达的任务,它出版后对我国语文工作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1999年《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修订工作开始,先擢同志被聘为审订委员会主任。据主持修订的晁继周和韩敬体同志介绍,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先擢把精力投入到《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中去。词典出版后得到广大读者好评,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这个成绩的取得,与曹先擢先生为主任的审订委员会的指导和把关分不开。”

  为辞书事业作出的贡献,不应忘记先擢筹备和担任第一届辞书学会会长的功绩。1992年中国辞书学会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辞书界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全国各地与辞书事业相关的单位和个人有7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先擢被选为第一届学会的会长。从当时来说,改革开放十几年来辞书事业得到空前的繁荣发展,正如先擢在开幕词中所说的,我们正处在辞书发展的最好时期。但要进一步促进辞书事业的发展,推出更多优秀的辞书产品,克服辞书出版的某些不良现象,驱劣扶优,迫切需要成立这样一个学术组织,加强辞书学理论研究,严格辞书的质量管理,对辞书工作制订出科学的发展规划。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被选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并代表大会筹委会报告辞书学会以后的工作设想。在当时的形势下,先擢接过首任会长的重担,体现了学界对他的信任和殷切期望。学会顾问罗竹风同志在讲话中说:“学会的生命在于活动。”成立学会要推动辞书学的研究、辞书的编纂和出版。我们要在这一方面办些实事。实践证明,辞书学会在先擢领导下办了不少实事,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辞书干部培训制度,辞书评奖制度以及创立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等都是先擢任会长期间组织大家建立起来的。作为首任会长,先擢开了一个好头。

  先擢的一生,为人民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作为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可谓桃李满天下;作为学者,他更是在文字学、辞书学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除了主编的辞书外,还有多本学术著作和大量学术论文。他长期作为党的基层领导,默默奉献多年,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保证行政工作运行,也有很好的政绩和政声。但他毕竟本质上是一位造诣精深的学者、辞书学方面杰出的专家。他在北大中文系担任党总支书记多年,退休前6年,又到国家语委先后担任秘书长和副主任,后还兼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等行政工作并都有出色的业绩。但我与他几十年交往中,以及同志们对他的认识和感受最深的还是他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学者,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学问大家。本文并非对曹先擢同志全面的回忆,谨就我印象深刻的学术方面一些人和事进行了追忆,聊表对知心老友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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